曹禺北京人(父亲曹禺的爱与真诚)
▲万方和父亲曹禺一起开心地笑了。
今年9月24日是著名戏剧家曹禺诞辰110周年。不久前,曹禺的女儿,剧作家万芳,发表了长篇非虚构作品《你和我》,来追忆她的父母。书中展现了一个曹禺,一个在戏剧大师光环下的普通人,更有血有肉——他在爱情中的执着与大胆,他对女儿的深情,他童年爬城垛听军营号角时的孤独,他对写作的痴迷,他从衣服里抖出老鼠的尴尬,他晚年写不出作品时的痛苦。
万芳像侦探一样在过去中爬行,以作家对复杂人性的敏锐洞察和对狭隘道德的宽容理解他的父亲、母亲和父母周围的人,以及他们的情感和命运。对她来说,这不仅是一次艰难的回顾之旅,更是一次自我认知之旅。正如她在书中所说,“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介绍一个剧作家。我想写我的父亲和母亲。我想仔细探索它们,深入了解它们,并通过它们了解自己。”
出生于1952年的万芳经常被曹禺说,她是四个女儿中最像自己的一个。80年代初,她也走上了文学道路,作品横跨小说、剧本、戏剧等。其中许多作品聚焦于女性独特的生活节奏和复杂、微妙、隐秘的情感世界。她主演的《空镜子》《你是苹果我是梨》等影视剧深受观众喜爱。她把曹禺的戏剧《日出》改编成电影,获得了金鸡奖最佳编剧奖。
54岁时,万芳的第一部戏剧《有一种毒》获得第二届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奖”。这次写《你我》,她说她最大的追求是真实。姐姐对她说:“你知道的根本不是真相,只是一些碎珠子。”万芳坚持认为,即使它是不完整的,也必须在碎珠中寻找。"真理在于寻找,寻找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真理."
对真相的深入探索,让你我不仅仅是与父母和他们身边生活的对话,感情越微妙,越有可能潜入每一个读者的处境。它启发每个人去思考真实的自己,所以你我都是你我中的“你”和“我”。
新书是为了贴近父母的生活而创作的。
万方创作《你和我》,源于父母之间的一叠书信。20世纪40年代,曹禺被任命为四川省江安县国立戏剧学院的教学主任。在这个长江边上的小城,他认识了邓一生(又名方瑞),一个名门望族,对她一见钟情,虽然那时他还有家室。
邓一生的曾祖父是清代著名书法家邓史茹。她从小学开始画诗。两人的爱情通过一封热辣的情书流了出来,曹禺在《北京人》中以情人为原型写下了《房补》。方布取自邓一生母亲的名字“方布提”,方取自曹禺为邓一生命名的名字“方瑞”。后来很多评论家认为《北京人》是曹禺的顶级作品,也是万方父亲最喜欢的作品。
1996年曹禺去世后,万方的继母李玉茹将曹禺和方瑞之间的所有通信都交给了万方。“薄如蝉翼的纸上写满了微小的蚂蚁般的文字”,字迹已经褪色。万方仔细辨认每一个字,输入电脑。她被父母强烈而真挚的爱震惊了。更让她惊讶的是,她那柔弱温柔的母亲,为了爱情,曾经那么坚强勇敢,在她的记忆里,曾经吃过很多苦。她也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幸福。
1974年,母亲因过量服用安眠药意外去世时,万才二十出头。很多年了她还是会梦到妈妈,伤心的是她说手疼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捏手。随着年龄的增长,她想为母亲“做点什么”的愿望越来越强烈。这些信就像“一道灿烂的光照亮了她的生活”。作为一个作家,她能做的就是把这份光芒分享给更多的人。
从读书到写作,万方奋斗了10年。在之前的采访中,她总是避而不谈父母之间的事情。现在,要把它们全部说出来,她要担心社会道德刻板印象,还要克服巨大的心理障碍,去正视埋藏在心里多年的隐疾和铺天盖地的阴影。在酝酿勇气开始写作的前两三个月,因为情绪激动,她的血压飙升到170多。
“还好,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的心理发生了一点点变化,变得不那么犹豫,更冷静,坦然面对事实。”在写书之前,万方是坚定的。“我必须是真的,如果不是真的,我就不写了。”她慢慢看透了什么是写作,什么是生活,能不能写出这本真正的书,关系到以上问题的答案。
万方认为写作不是为了迎合文学大师在大众心中的完美想象,也不是把事实切割成世俗的规范,而是写出真实的人性,人要有自由的心灵。在书中,她除了记录温馨的家庭往事,表达对父母真挚的思念之外,还不避讳人性的种种弱点,直面父母备受争议的婚外情,文革期间的苦难,父母安眠药成瘾的悲剧,父亲晚年无法写出任何作品的痛苦,等等。
“有一段时间,我看到父亲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躺在客厅的八仙桌上,写啊写啊写。我手里拿着一张纸,他在上面写着‘为什么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万方看到,80年代末,他的父亲,头衔越来越多,整天忙于各种会议和活动,回来后一脸疲惫和沮丧地倒在沙发上。但他仍在夜里呼喊,不愿像离家出走的托尔斯泰那样说,“放弃这种‘口’的生活,用脚踩我的生活,用手书写真实的生活。"
只是这几个字都是左空。有人说曹禺的江郎晚年疲惫不堪,但万芳说他的父亲并没有疲惫不堪。只是他把外界的条条框框内化为内心的枷锁,开始怀疑自己,根基动摇了。一个迷失了自我的人如何写出好作品?万方同情父亲,更理解他:“爸爸不是优优资源网的战士,也不是思想家。他生性脆弱,极度情绪化,总是被美好和自由的感觉所吸引,但内心悲观。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艺术家。他胆小怕事,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说过很多违心的错话、假话、大话,但内心始终是真诚的。如果只用一个词来形容他,这个词就是真诚。”
▲万方携新书《你和我》到父亲曹禺墓前凭吊。
“我父亲和我在生活中使用了很多相同的材料。”
写作可能遗传了父亲的敏感,也得益于我从小受到的影响。万友优秀资源网方嘉小时候住在铁十字胡同3号(现张自忠路5号)。当时她和院子里的孩子在海棠树下跳绳。当她听到书房里的父亲在念他的台词时,那种发自内心的“超凡脱俗”的朗诵让她终生难忘。
小时候和爸爸去钓鱼,大半个下午只抓到枯枝和一只鞋。她和爸爸编了一个“鱼爸爸鱼妈妈”的故事。我什么鱼也钓不到的原因是鱼妈妈带着孩子去找鱼爸爸了。父亲给她讲了三公主和三公主的故事。三公主有很多缺点,欺负三公主。三姐万芳不高兴了。父亲在她的强烈抗议下让三公主好了起来。
1969年,年仅16岁的万芳去吉林插队。在农村的农田里,“我经常感觉自己像被风卷起来一样,有时候饿到去老乡家点杂粮和咸菜。“这种插队的生活成了她后来小说的素材来源之一。1970年,沈阳军区前进歌剧团政委仰慕曹禺,《爱屋及乌》将万芳招入歌剧团,担任作曲,“这在文艺界也算是一种了”之后,她离开了部队,在月剧本做编辑,1980年起在中央歌剧院做编剧。从此,她的优优资源网真正开始了有自己风格的文学创作。
因为自己的经历,父亲曹禺不希望女儿们成为作家,而是希望她们成为科学家或者医生。他总是尊重女儿的决定。“爸爸教会了我最重要最珍贵的东西,人生的核心:自由的感觉。他从未对我使用过‘自由’这个词,但在抚养孩子方面,他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活动家。”
和很多从自身经历出发写作的作家一样,万方的原著与自己的生活和情感息息相关。她的第一部小说《星星离我们不远》发表在《收获》杂志上。在接连写了一两部小说后,她对自己并不满意,甚至一度失去了希望,直到写了中篇小说《杀人》。它以20世纪50年代的农村为背景,写了一个被道德迫害的女人的故事。这部小说离她很远。她把被困在婚姻牢笼里的同学和母亲,羡慕城里人的农村姑娘,从丈夫口中听到的一个离奇的傻子“失踪案”,综合起来,慢慢地扭曲成一个个具有决定性、震撼性的故事。
万方故意把刊登杀人的那期《收获》杂志留在父亲曹禺当时居住的医院里。第二天,父亲看到她来了,眼睛一亮,激动地把她拉到身边:“你真会开小方子,真会写字。”至此,万方知道自己“可以吃下这碗写作的饭了”。
也许是因为年轻人的“叛逆”。那时候,万芳不希望自己被尊为戏剧大师的父亲来指导她写作。她“不想沾父亲的光,我得靠自己”。然而多年后,她回头看父亲写给自己的信,发现父亲的良苦用心渗透在每一个字里:
“方子,你不能再打了。你要去观察和体验周围的一切事物和人,完整地写出来,写出他们的神态,风趣生动的语言,不断地看到和感知那些高尚的灵魂是如何在字里行间发光的……”
“作家必须有真实的思想。一个没有思想的人是做不了人的,更别说是作家了。其实,向往光明的思想可以让人写出好东西。你怎么想呢?希望你在创作中能真正获得平静快乐的心情。”
……
最重要的是,万方遗传了父亲的敏感,对周围生活细微音色的感受,对世间人的兴趣。她说:“我的父亲与我相连,他会理解我所有的感受,只有他。看一场戏的时候,看夕阳突然退去,站在月下,我们都是一样的想法,一样的感受。我和他在生活中一定用了很多相同的材料。”
曹禺晚年住在北京医院,与医院隔着东单公园。万芳曾陪他去过公园,父亲津津有味地看着舞厅的舞女,悄悄给她指着“一条花围巾,系在一个油腻男人的脖子上”。一次,万芳晚饭后和父亲一起散步,发现父亲不见了。回过头,他看到自己正盯着一对正相拥而走的年轻情侣,他喃喃自语:“没有什么比青春更美好了!”
“我父亲对人的兴趣已经深入骨髓。用他自己的话说:‘人很复杂,人很珍贵。人们是多么难以理解。没有一个作家敢说我把人说清楚了。”“万方觉得他对人和生活细节的敏感是遗传在基因里的,也是受父亲的熏陶。随着阅历的沉淀,这种感觉就像一把磨得锋利的“刀”,刺穿平凡生活的表层,扎进人性的混沌深处。
▲曹禺一家四口。
写女性受我父亲的影响。
在万方的作品中,女性是重要的书写对象。她写了被钢丝一样的传统道德规范深深束缚的农村妇女,被情人背叛的年轻女孩和在婚姻的围城中挣扎的妇女...万方以她细腻宽容的女性视角,解剖了微妙的两性关系、家庭、婚姻,写出了女性骨子里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她没有评判和说教,只是带着深深的感同身受看着在情感迷宫中跌跌撞撞寻找的饮食男女,这似乎呼应了父亲曹禺对女性的关注。
“我对女性的认识和理解,其实是受父亲作品的影响。”谈到他父亲作品中的女性,万芳很兴奋。“你看他作品里的女性人物,都很复杂,很生动。比如‘崔西’和‘樊沂’会让你觉得被紧紧抓住,你的心会和她一起融化。“樊沂”不愿意接受自己的命运。现代女性可能潜意识里就有这种不甘心的心理,无论是恋爱还是工作。而‘崔西’,一个低如泥潭的人物,散发着一种光芒。我父亲真的是从女性的角度来理解他们的。"
曹禺1910年出生于天津的一个官僚家庭。他19岁的母亲刚生下他就去世了。80岁时,曹禺在医院里为母亲写了一首长达19页的长诗。万芳说,“那是他永远的心疼,存在于他的每一部戏里,化作对剧中女性角色的无限爱恋。”
“我父亲爱女人,就像干涸的土壤需要水一样,他更需要爱。《北京人》里的方,《雷雨》里的,还有《日出》里的,都是他心中最好的。他珍惜他们,爱他们。多少男人这样爱女人!”曹禺笔下的女性处境与今天大不相同,但旧观念的阴影可能依然挥之不去,今天的女性依然面临着新的困惑。
万方认为,女性自强至关重要——“我先做人,再做女人”。她发现现在的女性更有自我意识,但就像她作品中的那些人物一样,女性永远在追求真挚爱情的路上。在爱情中,不就是一种人格自由的实现吗:“女人的伟大就在于这个地方。无论走多远,走过多远,他们的心都不会麻木。他们对爱情的渴望总是像一个小火种,像打火石。有了这种磨不出来的硬火石,就有了希望,他们就可以生火燃烧了。”
▲曹禺、万芳和他们的儿子,祖孙三代共享一个家庭关系。
“写作在不断接近答案”
生活中的万芳一身素装,眼神清澈淡定。她的话语明亮亲切,北京话特有的,就像身边一位平易近人的长辈。但是,把我们的目光转向她的一些作品,里面有激烈的死亡,有极端的爱恨情仇,有深埋在人们内心褶皱里的黑暗,有压抑许久后爆发出来的欲望。质地坚硬深刻。
“在我的大部分小说里,都有相当决绝的东西在里面,跟我父亲挺像的。”万芳说:“爸爸的作品中有深刻、尖锐的东西,像刀子一样刺痛人们的心。我写作时总有这样一种冲动,我想加深我的人性。”对人性的深入追问也在万方的戏剧作品中延续。虽然小说、影视剧早已有所建树,但她直到54岁才涉足戏剧,写了话剧《那里有毒药》。
此前,万方从未觉得父亲的戏剧成就对自己是一种压力。直到2006年,在上演父亲众多作品的首都剧院上演《有一种毒药》时,她才恍然大悟,之所以这么晚才开始写剧,是因为父亲的“那些戏在压着她”。它们就像一座高山。只有当他们积累了足够的写作经验,具备了足够的语言、结构、人物塑造能力,万方才敢于“到达”这座大山。
在万方的记忆中,他最早接触的剧是父亲的《雷雨》。大约只有三四岁的时候,她听到了《雷雨》第三幕四只鸡赌毒后震动全场的雷声,一声“哇”地哭了起来。曹禺伸手抱起她,把她抱到剧场的亮侧厅,等她慢慢停止抽泣。"这是我关于戏剧的第一课:戏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后来,万方经常跟着父亲去首都剧场,在那里人们表演艺术,穿梭于台前幕后。她看到《雷雨》里“霹雳是挂在高吊杆上的洋铁板,雷是鼓,雨是挂满小珠子的大芭蕉扇”;演员如何塑造像“魔”一样的角色;我不得不踮着脚走进排练厅,“一种肃然起敬的气氛”...当我从旁观者变成了戏剧家,万方感叹,“是父亲让我在首都剧场的《母亲》中重生,我开始吸取戏剧的养分。”
继《有一种毒》之后,万方还创作了《关系》、《冬之旅》、《新原野》、《雷雨后》等戏剧作品。就像《有毒药》写的是理想与物质现实的矛盾,《冬之旅》写的是遗忘与原谅伤害的两难。很多时候,她在作品中描述的都是生活中纠结的领域,在是非的框架下无法陷入价值神话。
“人,一生,是永远不会清楚,也不可能清楚的。混乱、歧义、悖论、不可知、失控随处可见。我写这部剧是因为我很迷茫,想找到答案。答案可能永远找不到,但写作的过程就是一个越来越接近答案的过程。”万芳说,生活中的许多问题不像上法庭,可以有绝对的结论和明确的判断。其实她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生动地反映人类的处境和人性。”她在写作过程中也和观众一起,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寻找答案。
万芳承认写作已经成为她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写,可能就像一片浮萍,不知去向”。在写《你和我》的时候,她感觉自己“一点一点地找回了过去流淌的东西,仿佛又重新开始了。”写完这本书,她几乎全身心投入空,却也收获了更多的“决心”。
现在,万芳正在为她的宝贝写一本书。“达令”是她在丈夫因病去世后养的一只小狗。她在最孤独的时候给了她陪伴,教会了她很多东西。“亲爱的”经常出现在你我身上。今年1月9日,16岁零4个月的达林走了。万芳曾经伤心地放下笔,直到她去公园和人聊天,无意中收养了一只小比熊狗,然后她拿起了一本写了几万字的关于“乖乖”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