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台帖》(李白手书《上台帖》)
本文发表于《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15期,原题《李白手迹》。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唐李白草书《上阶帖》(现藏故宫博物院)
“我想变得慷慨”
“山高水长,物以千计。有旧笔,可以强可以穷!18、上层露台书。太白了。”在故宫武英殿举行的纪念张伯驹诞辰120周年展览上,唐代大诗人李白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
经过连续装裱,这幅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作品成为了一幅长卷。书的开头有“青莲翰墨”四个大字,的薄皮书《唐上阶》的书名在前面的水面上,后面的纸上有薄皮书的后记。从南宋收藏家赵、贾思道的收藏印章,到元人张炎、杜本、欧阳玄的碑刻,以及后、、的碑刻,依次记载着它们的流传。
从卷中的笔法,很难不让人想起李白狂放不羁的气质和诗风。那种向往,早在北宋诗人、书法家黄庭坚就表露无遗。有一次,黄庭坚在朋友家看到李白写的一卷诗集,忍不住题词:“看他的手稿,诗的种类很多,使人想慷慨。在白开元和智德之间,是不能传世的书。今不小于古人,又是所谓自修者,不嫌断索乎?”
张伯驹在吉林博物馆工作期间的绘画底票。
李白是有名的诗人,传世的真迹书法作品很少。宋徽宗后记写道:“太白味如行书,‘骑在月亮上,进西餐厅,可感人物相望,身在人间’。字画飘逸豪迈苍劲,谓知白不吟于诗。”这里所说的“欢喜帖”,以及这段话,都记载在《宣和朴树》中。此外,《宣和朴树》记载,李白的书法作品在惠宗时代就可以见到,包括行书《泰华风》、草书《岁时文》、咏酒诗和《醉帖》。只是经过几次混乱,这些作品早就销声匿迹了。
本文考察了李白的书法痕迹,从宋代王翔《玉帝纪胜碑目》中的天门山碑文和象耳山碑文,到明代《北鉴》中的六首游泰山诗,再到清代《孙星衍世游北录》卷三中的安其生诗和静音寺诗。后人临摹的字帖中总结出的六段文字中,只有“天不爱酒”、“人生如梦”和“镜湖流水春起波”这三句可能出自李白的书法,后人可以借此从书法中想象诗人的风采。
上世纪80年代,文物大师石叔清考证河北蓟县独乐寺阁楼“观音阁”四字碑文为李白所写,认为其风格端庄大方,可与上阶帖墨迹对照。
无论如何,李白的笔墨是难得的。正因如此,启功在1981年发表的《李白《上阶帖》墨迹》一文中深有感触:“所以在原《上阶帖》流出石渠藏宝之前,是绝对不可能看到李白字迹的本来面目的。现在我们实际上看到了这本书,它不仅是一个副本,而且是诗人本人的原作。怎么能不让人高兴得跳起来!”
根据《上阶帖》的篆刻,可以看出这部作品从南宋的赵、贾思道到元代的张炎等人,再到明代的项、清代的梁清标、安琪等人的收藏顺序。安琪之后,《上阶帖》进入西藏甘龙内府,被收入《石渠宝藏》初版,直到清末才出宫。尽管传承有序,但自清代以来一直有关于此作真伪的讨论,从甘龙帖尾题词可见一斑:“太白不入此帖语集,宋徽宗友友资源网跋骑月,特一帖,宣和朴树有。它涵盖了一本白皮书,但它不是一个职位。奢侈安逸的看笔,是别人看不到的。张炎接下来的后记,也算是青莲留下的墨迹。“争议的焦点,除了甘龙已经解释过的《惠宗后记》只说《欢喜帖》而没有说《上阶帖》之外,就是这部作品没有出现在宣和朴树,惠宗的印章也是看不见的。启功对此的解释是,虽然宣和旧藏法书的一般格式是:帖前签宋徽宗题字,签双龙印;帖子左上角、左下角、右下角分“政”“和”小印章;“郑和”的印章贴在后水障与后缘的接缝处,尾纸贴有“内府书友资源网”的印章。但例外也并不少见,原因有很多。
在启功看来,这幅作品不仅是原作,更是从他的书法中可以看出的“肉迹”。原因至少有四:宋徽宗的鉴定意见极其重要,因为它距离李白的生平只有300多年,就像今天对明末书法的鉴定并不难一样;南宋赵等人的鉴定意见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李白的《上阶帖》与张旭的《腹痛帖》、颜真卿的《刘忠信使帖》在笔迹上有相似之处,具有明显的时代风格。经反复辨认,“太白”二字为毛笔书写,与全文书写方法一致,无临摹痕迹,故非后加。
然而,专家徐邦有在《古书画真伪考辨》一书中表达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这个帖子的书法比较粗糙,收笔处往往是开放式的,没有任何寓意。这和晋唐时期的硬笔不同。大致是宋人粗心之笔所写。不仅不可能是李白,甚至可能不是五代以前。”
然而,尽管《上阶帖》被认为是宋代的赝品,但徐邦达并不否认书名和后记是宋徽宗写的。
对此,学者荣更愿意相信的鉴定意见。在他看来,“如果是北宋造的赝品,宋徽宗作为艺术家还能鉴定当代人写的东西是真迹吗?”
学者荣曾在《百家讲坛》上讲过的重要藏书。
唐生书风
虽然对《上阶帖》的真伪有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人更愿意相信它是诗人李白的唯一墨迹。
受师书清老师的影响,热爱书画创作和鉴赏的容很早就开始关注的旧集,包括《上阶帖》。他对启功的《肉迹》表示赞同,说启功将此作与张旭的《腹痛帖》、颜真卿的《柳中帖》结合起来,也使人联想到盛唐时期的书风:“唐人尚肥,文笔结体大方。一个人的性格和书法有很大关系。看看颜真卿的书法,比如“钟君坐在帐上”,很有气势。启功先生说这个书法是‘肉迹’,这是日本的说法。见其人物如见其人,盛唐气象在他的笔触中凸显。”荣说:
李白长大后,经历了从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的唐朝。开元十三年(725),24岁的李白决定远行四川,以示抱负。自5岁随父迁居昌隆县(今四川省江油县)后,李白“10岁看百家”“15岁看奇书”,不仅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诗歌,还随著名隐士董延子赵周练习道学和纵横技艺。后来李白在四川认识了另一位对他影响很大的道士袁丹秋。离开蜀国后,李白跟随袁丹秋周游列国,寻找施展抱负的机会。在袁丹秋的介绍下,李白后来在江陵(今湖北荆州)结识了道士司马成镇。司马成镇不仅有深厚的道学功底,而且在唐代被视为佛教徒,能书善画。唐代人鸟在《历代名画录》中写道:“开元时,收于天台,天子为师。十五年到吴王山,我建了个阳台看,在房子的墙上品。”位于河南济源吴王山,由丰巢建造的这个阳台景观是李白后来写下“楼上台帖”的地方。
司马迁非常欣赏年轻的李白,称赞他是“仙风道骨,能与神同行”,并将他列为“十仙之友”之一。在他的推荐下,李白认识了唐玄宗的妹妹于震公主,她师从司马成镇学习道教。16年后,正是在于震公主的推荐下,李白在长安被唐玄宗召见,被任命为翰林等圣旨。
容的民国法帖拓本集
他对李白道家思想的亲近,不仅与当时的风格气质有关,更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实现政治抱负的人生设计。以《史记》为例,李白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他的祖先隋末被流放到西域的碎叶,直到5岁才随父迁居四川。根据唐代选士选官的规定,“工商家不得先于士”(《大唐六典》),刑家之子不得考(《新唐书选》)。由于李白的家庭牵涉到这些事情,他没有资格参加科考,只能走名人显贵推荐的道路。
在容看来,李白的情商很高。成功设计自己的人生,凭借一己之力做官,无疑是南方的一条捷径。但翰林的待诏立场是玩弄皇帝的笔墨,显然没能实现他报国的初衷。天宝三年(744),李白被奸臣诬告,被唐玄宗“赐金还山”。离开长安后,李白与诗友杜甫、高适相约在河南、山东一带漫游。容推测《上阶帖》就是在这种漫游中写成的。他们三人来到吴王,拜访了阳台上的道士司马成镇。这才发现司马道长已经去世了。没有机会见到我的老朋友,也没有机会目睹他留下的巨幅壁画,李白感觉到了,写下了《上阶帖》。这首四言诗中,前两句“山高水长,气象千万”,在壁画中描绘了吴王山的景色;最后两句“无旧笔,可以穷”,赞美司马成镇的深刻画师。
经过初唐四家的发展,盛唐的书法风格趋于浑厚。在张旭和颜真卿的指导下,逐渐摆脱了二王的束缚,开辟了狂草和楷书的新境界。据明代解缙《教本春雨杂记》,“徐川燕平原真清,林白,徐惠吉好。”李白草书得了张旭真传,恣意挥洒。与其他人相比,精通剑术的李白自然与从悟出剑法至高深草书的张旭更为投缘。拥有怀素《吃鱼帖》和颜真卿《祭侄文稿》的元代大藏家张炎,对李白《上阶帖》更是情有独钟。他在后记中写道:“历代流传下来的仙书很少,据说是欧、豫、楚、鲁的真书奴。既然在胸腔里流出,除非别人习惯了。放眼望去,有凌云之态,高于尘埃,妙不可言。尝一尝晋唐法帖,忽显此书,令人耳目一新。”
容藏鼓、镇纸。
趋同原因
清代,收藏家安琪去世后,其收藏的《上阶帖》收藏于乾隆宫,此后一直保存在宫中。
1911年,随着清朝的覆灭,日朝皇帝溥仪不断从皇宫中窃取珍贵的书画。1924年,溥仪被逐出皇宫,到天津张远居住后,为了维持奢侈的生活,他不得不卖掉自己的书画。正是在这一时期,《上阶帖》被溥仪出售,流散民间,最后被郭宝昌收藏。
郭宝昌的背景不简单。早年在北京一家古玩店当学徒,专门鉴定清代官窑瓷器。后来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特别官员。因为机警能干,深受袁世凯信任,逐渐升到总统府总务秘书的位置。袁世凯称帝时,被任命为陶务总监,负责烧制一套高达三四万件的“洪宪御瓷”。袁世凯皇帝的梦想破灭后,这套瓷器大部分成为郭宝昌的私人收藏,这让他发了一笔横财。
1937年春天,39岁的张伯驹在郭宝昌的家里第一次看到了阳台上的柱子。同时,他看到了两部晋代的法律书《中秋帖》和《袁波帖》,这两部法律书列在乾隆的三希堂里。在他的《春游漫谈》一书中,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情形:“郭()颇以易炳寿的《三圣草堂》为荣。但是是为了盈利,不是为了收藏。当时怕两帖可能滞留海外,演金剑联无望。”张伯驹的担心不无道理。半年前,为了准备长兄恭亲王的葬礼?溥将家中的干名画《夜白图》卖给上海古董商叶,最后转卖给英国人,造成国宝流散海外。张伯驹未能阻止这件事一直是痛苦的。看到郭宝昌不是一个保管宝藏的人,他很快就请回古斋的老板刘春农作为中间人来洽谈购买事宜。
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双方约定由张伯驹出20万元购买《上阶帖》、《中秋帖》、《袁波帖》以及唐寅《孟蜀官妓图》、《王世民山水轴》、《蒋廷锡瑞书图》等6幅书画作品,预付6万元,余款一年付清。没想到,夏天,“卢沟桥事变”爆发,金融封锁爆发。第二年,张伯驹仍然无法偿还欠款。无奈之下,刘春农仍然充当中间人,将中秋和袁波两个帖子退回,上面露台的帖子和其他画作剩余为已支付的6万元。郭宝昌死后,张伯驹让他的继承人郭昭君买一本《第二王法》,但对方要价2200金。当时,张伯驹刚刚花4万元买了一本西晋陆机,显然无力支付如此巨额的资金。几经周折,这两件国宝最终在张伯驹的建议下,被故宫博物院花重金从香港买回,这就是后话了。
无论如何,幸运的是,上层露台柱子最终在1937年被张伯驹收藏。拿到这幅卷轴后,张伯驹将字帖与之前看过的李白的崖字进行了对比,发现两者笔法相同,但“与时代讨论墨色笔法,超出宋人想象”,认为是李白真迹。
但是,当时张伯驹为什么选择单独扣这6万元的“上阶帖”,而不是两个王法帖中的任何一个?张文里没有提到。容推测,更重要的原因是商人绝不会出售三希堂法帖中的两个,但以6万元的价格,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时扣除两个王的法帖。
1953年,张伯驹通过中央统战部部长徐炳向毛泽东赠送了《上台阶》一职。1956年,毛泽东将这幅画移交给故宫,至今仍被收藏。
“张伯驹是一个非常纯洁的人。他发自内心地支持新时代。”说起当年送的《上阶帖》,容翻出了他在文革期间写的《牛棚杂记集》。1968年,71岁的张伯驹被送去学习和改造。在那个满是细小圆珠笔的32寸笔记本里,他写道:“抗日战争时期,从北京到Xi安的出国人员,都被国民党特务很感兴趣。“听说想去延安看看,没办法。听说毛主席读过《紫同治剑》,我很高兴,因为我脑子里有《紫同治剑》的封建历史,这是我快乐的起点。“出于和我有同样喜好的原因,”1953年,我把唐代李白的《上阶》原作赠送给毛主席,因为李白的书法苍劲壮阔,符合毛主席的精神”。